关于人民公社的探讨（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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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是一个彼此承接、互不否定的关系。关键是两者之间需要更多的对话和了解，只有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彼此能够理解对方，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社会的团结、发展和进步。为此，有了此文，作者将分为三篇介绍曾经的人民公社制度，以下为最后一篇。作者 | 派大西
责编 | 卡夫子 zzzz
后台编辑 | 派大西
六、后公社时代的“三农问题”（1984—2002）
1983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在全国范围内被“一刀切”地全面撤销。
在非“苏南模式”的农村地区中，失去了集体经济支撑和行政组织依托后，此前由集体力量负责兴办的农村水利、教育、医疗事业，发生了明显的下滑。
在水利方面，1981-1990年的“六五”、“七五”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规模开始缩小，有的地方甚至处于停顿状态；水利工程老化失修的问题日趋严峻，导致水利工程的效益衰减。到1990年，全国的灌溉面积甚至还不及1980年的水平。（90年代，随着劳动积累工制度的建立，农田水利建设的速度得到加快，到1996年，水利事业结束了灌溉面积十年徘徊的局面。）
在医疗方面，合作医疗走向了终结。分田单干后，失去集体经济支持的赤脚医生，或需要忙于农活，或直接转行弃医。同时，随着医药行业的市场化，私有的医疗机构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诱导农民患者过度消费或小病大治，引发农民治病费用的飙升和医疗事故的发生。农民群众又回到了自费看病的老路，常常出现因为难以支付医疗费用，导致有病不看、小病拖大、因病致贫的情况，农村“看病难”的问题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农村公共卫生工作出现下滑，使得一些此前得到控制的地方病和传染病，如血吸虫病和结核病等，呈现卷土重来之势。
在教育方面，民办教师陷入了困境。分田单干后，大量民办教师在失去集体经济兜底后，成了农村中的赤贫阶层。一方面，临时工或正式工的身份模糊性，使得民办教师容易被乡镇干部无故任意地辞退，民办教师“同工不同酬”，只能领取公办教师一半水平的工资，还经常出现被上级拖欠工资的情况，工资待遇得不到保证；另一方面，教师或农民的身份模糊性，使得民办教师需要像其他村民一样承担修路修桥和水利建设等义务工费用的摊派，同时又在耕种责任田和教书育人之间来回奔波而难以兼顾，陷入过度劳累。此外，乡镇里各种巧立名目的克扣和集资，“民转公”的转正程序艰难，加剧了民办教师的困境；一些民办教师因为缺乏医疗保障，难以负担医疗费用，小病积大乃至于英年早逝。与此同时，农村办学的规模也发生了萎缩。与1978年相比，国内的小学数量、中学数量、小学在校学生数、初中在校学生数和高中在校学生数等多项数据全面下滑。而伴随着教育行业的市场化，乱收费的现象在农村教育中泛滥，加重了农民在教育支出方面的负担，农村学生辍学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村“上学难”的问题日益突出。
与此同时，在乡镇企业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各种挑战也接踵而来。
1987年，《土地管理法》正式实行。它的出台，意味着村集体土地的农转非权力被收归国有，这一方面为此后地方政府强征农民土地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剥夺了村集体使用土地的自主权，限制了乡镇企业对于土地要素的使用，削弱了农民分享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所得收益的权利。
1992年“南巡讲话”后，国内宏观经济过热，货币增发、通货膨胀，为加强金融管控，国家收缩了银行业的信贷规模；再加上此时银行业开展市场化改革，基于中小企业担保不足、还贷率不高而产生的趋利避害心理，银行从乡镇企业信贷业务中收缩战线。而乡镇企业此前在发展过程中过于依赖借贷，实行负债扩张，此时资本要素的使用受到限制，使得乡镇企业陷入了融资难的困境，这使得乡镇企业的负债问题难以缓解而持续积攒。
与此同时，“补课论”的论调在国内甚嚣尘上。这种论调认为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为了以国内市场换取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需要加大引进外资的力度，大力发展“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国内由此兴起了大办开发区的热潮。同时，地方政府基于追求GDP高增长的政绩需要，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给予外国资本“超国民待遇”，在实际上，这为外国资本利用中国提供的优惠税收政策、较低的土地成本和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转移母国低技术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产业，打开了便捷的通道。与乡镇企业缺乏政策优惠、新办企业进入开发区须承担土地成本相比，外国资本在特权加持下，加快了对于本土产业的渗透和入侵，逐步地挤压乡镇企业和占领国内市场。
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县乡基层政府不再担负将本地农民组织起来一同致富的责任，而是将责任转交给了外来的资本家，“公司+农户”的模式在中西部内地推行开来。这种模式因其此前在菲律宾流行，又被称为“菲律宾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资本主导了农业的产业化，农民被动接受资本整合，资本取得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绝大部分收益。“外来公司+本地农户”的模式实行的结果，是私人资本掌控了农村经济中的加工、运输、仓储、零售、技术服务、基础设施、土地交易、农村金融等行业，而个体农民转而从事单一的农业，从粮食种植中取得微薄的收入。
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实行。改革扭转了此前中央财政不足的局面，迅速地增强了中央层面的财政收入，但也导致地方上的财政收入，特别是乡镇一级，出现了大幅下滑。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基层的行政部门和公职人员的规模不断扩大，乡镇财政需要供养的人数快速增长。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引发了诸多的连锁影响。其一是随着土地市场化和房地产的开发，地方政府转向“土地财政”，为获取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地方政府对农民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征和抢占。其二是地方政府在自主权扩大的同时未受到有力监督，权力滥用的现象层出不穷，官商勾结、官黑勾结、商黑勾结的现象愈发严重。其三是地方政府的财力下降，导致对社会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下跌，农村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陷入停滞乃至倒退。其四是地方政府长期大量地占用乡镇企业的借贷资金，加大了对乡镇企业所得利润的索取。其五是地方政府对农民征收“三提五统”，“三提五统”在制度设计上的不确定性引发地方政府征收的主观随意性，并在实际操作中演变为恶劣的按户征收的摊派式人头税，给农民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在农村，税收负担的加重，农业收入的微薄，使得农民群众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农民群众的购买力下滑，进一步导致乡镇企业的农村内需市场陷入低迷。
而在城市，由于乡镇企业产品升级的停滞，新的消费需求暂未兴起，居民消费也随之呈现疲软，再加上此后城市国企职工的大规模下岗潮，乡镇企业的城市内需市场也呈现低迷状态。同时，产品升级的停滞，使得乡镇企业与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之间，因为低水平重复造成过度竞争，进一步导致乡镇企业的盈利日趋薄弱。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席卷东南亚和东亚地区，“亚洲四小虎”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香港地区和韩国，纷纷遭到沉重打击。外国经济的萧条、社会的动荡，引发乡镇企业外需市场的下行、产品出口的下滑。
乡镇集体企业在内有生产要素受限、外有消费市场低迷的情况下，陷入了重重困境。与此同时，一方面，乡镇集体企业中的主导者——县、乡基层政府，从此前通过“发展本地乡镇的实体产业”满足收益来源和政绩需要，转向了在收益来源上推行“土地财政”、在政绩需要上依靠外资经济的新方式。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在官、产、学、媒中，“产权”、“改制”等旗号层出不穷。三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地方政府最终选择从乡镇集体企业中退出。从1997年至2002年，大多数乡镇集体企业中推行了私有化改革，除南街村等少数企业变相延续下来，大量乡镇集体企业不复存在，集体经济在整体上跌入低谷，私营经济取而代之，占据了乡镇企业中的主导地位。由乡镇企业私有化改革带来的，是企业发展目标的根本转变，从安排就业、增加群众收入，转向了推卸社会责任、单一地追逐企业盈利、以减员下岗和压低工资谋求名义“增效”、扩大私人财富。
而在中西部内地的农村，改制后的乡镇企业在失去行政力量支持后，难以自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转型升级，引发中西部农村的乡镇企业大量破产倒闭。中西部农村里，二三产业呈现衰退景象，陷入返贫境况。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的衰退、税收负担的加重、农业收入的微薄，使得农民群众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农民离乡打工的“进城潮”在中西部内地的农村中涌现，随之而来的，是农村中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问题日益严重，农村土地抛荒的形势日益严峻。在剧烈激化的“三农”问题面前，李昌平先生于2000年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
随着乡镇集体企业发展的受挫，中国经济的运行由内需拉动型转向了外需拉动型，并进一步走上了外向依附型的道路。
站在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伴随着乡镇集体企业（1997-2002）和国营企业（1997-2000）的双重市场化浪潮，社会主义的毛时代经济路线最终令人遗憾地中断了，中国社会在21世纪之初完成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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